第七节 刑法

第七节 刑法
  古代法律，李悝《法经》，实集其大成，商君以之相秦，汉初犹沿用之。其时情伪滋繁，而法文大少，苦其不周于用，递有增益，更加之以令及比，既病芜秽，又伤错乱，奸吏遂得上下其手。汉世论者，多以删定为亟，然其事迄未能成。至魏世，乃命陈群等为之，制新律十八篇，晋文帝秉政，又命贾充等改定，为二十篇，至武帝泰始四年班行之。其事已见《秦汉史》第十八章第七节矣。律既定，明法掾张裴（《齐书》、《隋志》皆作斐。）为注表上之。其要，见于《晋书·刑法志》。其说绝精。后杜预又为注。泰始以来，斟酌参用。江左亦相承用之。齐武帝诏狱官详正旧注。永明七年，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表奏之。（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，杜注七百九十一条，二家两释，于义乃备者，一百七条。其注相同者一百三条。）于是公卿八坐，参议考正。朝议不能断者，制旨平决。至九年，廷尉孔稚珪表上，请付外施行。（《齐书·稚珪传》。）东昏即位，又诏删省科律。（《本纪》：永泰元年十月。）
  《隋书·刑法志》云：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，刑政多辟。既即位，乃制权典，依周、汉旧事，有罪者赎。时欲议定律令。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，家传律学。云王植之集注张、杜旧律，事未施行，其文殆灭，法度能言之。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，使损益植之旧本，以为梁律。（事在天监元年八月，《梁书·本纪》云：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。《隋志》云：咸使百司议其可否。法度请：“皆咨列位，恐缓而无决。”于是以尚书令王亮、侍中王莹、尚书仆射沈约、吏部尚书范云、长兼侍中柳恽、给事黄门侍郎傅昭、通直散骑郎孔蔼、御史中丞乐蔼、大常丞许懋等参议断定，凡得九人。）二年，四月，法度表上新律。（《梁纪》二十卷。）又上令三十卷，科三十卷。（《梁纪》作四十卷。）帝以法度守廷尉卿，诏班新律于天下。又云：陈氏承梁季丧乱，刑典疏阔。武帝即位，思革其弊。求得梁时明法吏，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。（《陈书·本纪》：永定元年，十月，立删定郎，治定律令。）又敕尚书仆射沈钦、吏部尚书徐陵、兼尚书左丞宗元饶、兼尚书右丞贺朗参知其事。制律三十卷，令律四十卷。（《通典》作制律三十卷，科三十卷。《通考》作制律三十卷，科四十卷。）
  北方僭伪诸国，虽刑政无章，然以大体言之，亦当承用《晋律》。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：勒下书曰：“今大乱之后，律令滋烦。其采集律令之要，为施行条制。”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《辛亥制度》五千文。施行十余岁，乃用律令。可见时局稍定，即不能不率由旧章也。
  《魏书·刑罚志》云：“魏初礼俗纯朴，刑禁疏简。宣帝南迁，复置四部大人，坐王庭决辞讼。以言语约束，刻契纪事，无囹圄考讯之法。诸犯罪者，皆临时决遣。神元因循，亡所革易。穆帝时，刘聪、石勒，倾覆晋室，帝将平其乱，乃峻刑法。每以军令从事。民乘宽政，多以违命得罪，死者以万计。于是国落骚骇。平文承业，绥集离散。昭成建国二年，当死者听其家献金、马以赎。犯大逆者，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。男女不以礼交皆死。民相杀者，听与死家马、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。无系讯连逮之坐。盗官物一备五，私则备十。法令明白，百姓晏然。”此皆率其部族之旧。又云：“大祖既定中原，患前代刑网峻密，乃命三公郎王德，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，约定科令，大崇简易。”（《本纪》事在天兴元年。）则始用中国之法矣。世祖即位，以刑禁重，神中，（《纪》在四年十月。）诏司徒崔浩定律令。真君六年春，（《纪》在三月。）以有司断法不平，诏诸疑狱皆付中书，依古经义论决之。（《纪》云：以经义量决。《高允传》：真君中，以狱讼留滞，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。允据律评刑，三十余载，内外称平。）自狱付中书覆案后，颇上下法。延兴四年，罢之，狱有大疑，乃平议焉。正平元年，诏曰：“刑网大密，犯者更众，朕甚愍之。其详案律令，务求厥中，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。”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。（《本纪》在六月。）高宗又增律七十九章。（以上亦据《刑罚志》。）《高祖本纪》，大和元年，九月，诏群臣定律令于大华殿。《刑罚志》云：“先是以律令不具，奸吏用法，致有轻重，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，随例增减。又敕群官参议厥衷。经御刊定。五年冬讫。凡三百八十二章。”然据《本纪》：则十五年，五月，议改律令。八月，又议律令事。十六年，四月，颁新律令。而五月，即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，帝亲临决之。《孙绍传》：延昌中，绍表言：“先帝时律令并议，律寻施行，令独不出。”则修改律令之事，孝文世实未大成也。《志》又云：“世宗即位，意在宽政。正始元年，冬，（《纪》在十二月。）诏曰：先朝垂心典宪，刊革令轨。但时属征役，未之详究。施于时用，犹致疑舛。尚书、门下，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。诸有疑事，斟酌新旧，更加思理。增减上下，必令周备，随有所立，别以申闻。（是时与议者十余人，刘芳为之主，见《北史·袁翻》及《芳传》。）孝昌以后，天下淆乱，法令不但，或宽或猛，及尒朱擅权，轻重肆意。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。至迁邺，京畿群盗颇起，有司奏立严制。侍中孙腾，请悉准律令，以明恒宪。诏从之。”然据《本纪》：出帝大昌元年，诏曰：“前主为律，后主为令，历世永久，实用滋章。可令执事之官，四品已上，集于都省。取诸条格，议定一途。其不可施用者，当局停记。新定之格，勿与旧制相连。务在约通，无致冘滞。”则其时之律令，仍甚素乱。《孝静帝纪》：兴和三年，十月，癸卯，齐文襄王自晋阳来朝。先是，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，甲寅，班于天下。（《北史·封述传》：天平中，为三公郎中。时增损旧事为《麟趾新格》，其名法、科条，皆述所删定。《李浑传》：文宣以魏《麟趾格》未精，诏浑与邢邵、崔、魏收、王昕、李伯伦等修撰。）盖至此又一清定。案前世虽有法律，遵守初不甚严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云：“惠帝之世，政出群下，每有疑狱，各立私意。刑法不定，狱讼繁滋。及于江左，元帝为丞相。时朝廷草创，议断不循法律，人立异议，高下无状。”其时裴、刘颂、熊远等皆以是为言，其论绝精。平世如此，无怪乱离时之竞兴新制，弁髦旧法矣。石勒之别造条制，施行十余岁，乃用律令，正不得訾为沐猴而冠也。
  《隋书·刑法志》云：“文宣天保元年，令群臣刊定魏朝《麟趾格》。既而司徒功曹张老上书，称大齐受命已来，律令未改，非所以创制垂法，革人视听。于是始命群官，议造齐律。积年不成，武成即位，频加催督。河清三年，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。又上新令四十卷。其不可为定法者，别制权令二卷，与之并行。（《北齐书·本纪》：是年三月，以律令颁下大赦。《北史·封述传》：河清三年，敕与录尚书赵彦深、仆射魏收、尚书阳休之、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。《齐律序》为陆俟玄孙仁崇之辞，见《北史·俟传》。）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，律无正条，遂有别条权格，与律并行。”
  《志》又云：“周文帝之有关中也，典章多阙。大统元年，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，可以益时者，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。（《周书·本纪》在三月。云奏魏帝行之。）七年，又下十二条制(《纪》云十一月奏行。）十年，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，更损益为五卷，班于天下。（《纪》在七月。）其后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，撰定法律。肃积思累年，遂感心疾而死。乃命司宪大夫拓跋迪掌之。至保定三年三月，（《纪》作二月。）庚子乃就，谓之《大律》，凡二十五篇。班之天下。其大略滋章，条流苛密。比于齐法，烦而不要。武帝用法严正。齐平后，以旧俗未改，又为《刑书要制》以督之。（《纪》在建德六年十一月。）宣帝大象元年，以其用法深重，除之。后又广之，而更峻其法，谓之《刑经圣制》。”（《纪》在大象元年八月，参看第十五章第一节。）
  晋、南北朝定律之事，大致如此。章大炎有《五朝法律索隐》篇，（见《大炎文录》卷一。）盛称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律之美。谓汉法贼深，唐律承袭齐、隋，有所谓十恶者，（《隋志》：齐律刊重罪十条：一曰反逆。二曰大逆。三曰叛。四曰降。五曰恶逆。六曰不道。七曰不敬。八曰不孝。九曰不义。十曰内乱。犯者不在八议、论赎之限。）皆刻深不可施行。惟此五朝之法，宽平无害。其说有偏激者，亦有卓然不同流俗者。（章氏美五朝法者：曰重生命：一父母杀子同凡论。二走马城市杀人者，不得以过失杀人论。曰恤无告：诸子姓仇复者勿论。曰平吏民：一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。二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。曰抑富人：一商贾皆殊其服。二常人有罪不得赎。其说商贾皆殊其服曰：“《广韵》引《晋令》曰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，言所侩卖及姓名：一足白履，一足黑履。殊其章服，以为表旗，令并兼者不得出位而干政，在官者亦羞与商人伍，则今世行之便。或曰：其形谲怪，将为文明之辱。余以为求治者尚其实不尚其华，纵辱文明，则奸政、役贫之渐自此塞岂惮辱之？且商人工人，虑非有高下也。今观日本。诸庸作者，织布为，大书题号其上，背负雕文，若神龟、毒冒焉。工人如是，未有以为谲怪者，顾独不可施诸商人邪？贵均平，恶专利，重道蓺，轻贪冒者，汉人之国性也。满洲始稍稍崇商贾。非直因以为市，彼商人固嗜利，而帝王与官吏亦嗜利，商人犹不以无道取，帝王官吏乃悉以无道取，若则帝王官吏，又不商人若也。既不若，又抑挫之，则不恕矣。其尊奖商人也则宜。易世而后，莫如行晋令便。”此说于社会、政治情势，几于茫无所知，而徒任情为说，所谓偏激不可行者也。其论走马城市曰：“张裴《晋律序》曰：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，贼之似也。余寻李悝《法经》，本有《轻狡》之篇，秦、汉因之。盖上世少单骑，车行有节，野外之驰，曰不过五十里，国中不驰。六国以降，单骑郁兴，驰骤往来，易伤行者，由是有轻狡律，《晋律》：众中走马者二岁刑，见《御览》六百四十二。都会殷赈，行人股脚肩背相摩，走马者亦自知易伤人。然犹俜侠自喜，不少陵谨，此明当附贼杀之律，与过失戏杀殊矣。藉令车骑在中，人行左右，横度者犹时不绝。若无走马杀人之诛，则是以都市坑阱人也。自电车之作，往来凡轶，速于飞矢。仓卒相逢，不及回顾，有受车轹之刑而已。观日本一岁死电车道上者几二三千人，将车者财罚金，不大诃谴。汉土租界，主自白人，欲科以罚金且不得。夫电车只为商人增利，于民事无益豪毛。以为利贼杀人，视以轻狡贼杀人，其情罪当倍蓰。如何长国家者，惟欲交欢富人，诡称公益，弛其刑诛？余以造用电车者，当比走马众中与二岁刑；因而杀人者，比走马众中杀人，商主及御夫皆殊死。秉《晋律》以全横目，汉土旧法，贤于拜金之国远矣。”论子姓仇复云：“治吏断狱，必依左证，左证不具，虽众口所欲杀不得施。如是，狡诈者愈以得志，而死者无可申之地。前代听子姓复仇者，审法令有跋，不足以尽得罪人，故任其自得捕戮；且不以国家之名分制一人也。”说虽亦有偏蔽，要自有其颠扑不破之理，非夫人之所能言、所敢言也。）要之，当时南北法律之不同，自为法家一重公案也。
  刑法：陈群等定魏律，依古义制为五刑。其死刑有三，髡刑有四，完刑、作刑各三，赎刑十一，罚金六，杂抵罪七。凡三十七名，以为律首。又改《贼律》，但以言语及犯宗庙、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，家属从坐，不及祖父母孙。至于谋反大逆，临时捕之，或污潴，或枭葅，夷其三族，不在律令。梁制，刑为十五等。弃市已上为死罪。大罪枭其首，其次弃市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，言各随技能而任使之也。有髡钳五岁刑，笞二百，收赎绢男子六十匹。又有四岁刑，男子四十八匹。又有三岁刑，男子三十六匹。又有二岁刑，男子二十四匹。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。赎死者金二斤，男子十六匹。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，男子十四匹。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，男子十二匹。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，男子十匹。赎二岁刑者金一斤，男子八匹。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，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，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。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。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。女子各半之。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，五罚不服，正于五过，以赎论，故为此十五等之差。又制九等之差：有一岁刑，半岁刑，百日刑，鞭杖二百，鞭杖一百，鞭杖五十，鞭杖三十，鞭杖二十，鞭杖一十。有八等之差：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，二曰免官，三曰夺劳百日、杖督一百，四曰杖督一百，五曰杖督五十，六曰杖督三十，七曰杖督二十，八曰杖督一十。天监三年，八月，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，其子景慈对鞫，辞云母实行此。法官虞僧虬启称：景慈陷亲极刑，伤和损俗，宜加罪辟。诏流于交州。至是复有流徒之罪。其年十月，除赎罪之科。十一年十月复开。北齐刑名五：一曰死，重者之，其次枭首，并陈尸三日。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。其次斩刑，殊身首。其次绞刑，死而不殊。凡四等。二曰流刑。谓论犯可死，原情可降。鞭笞各一百，髡之，投于边裔，以为兵卒。未有道里之差。其不合远配者，男子长途，女子配舂，并六年。三曰刑罪，即耐罪也。有五岁、四岁、三岁、二岁、一岁之差，凡五等。各加鞭一百。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，四岁者六十，三岁者四十，二岁者二十。一岁者无笞。并锁输左校而不髡。无保者钳之。妇人配舂及掖庭织。四曰鞭。有一百、八十、六十、五十、四十之差，凡五等。五曰杖，有三十、二十、十之差，凡三等。大凡为十五等。（《通鉴》系陈文帝天嘉五年《注》曰：“死四等，流一等，刑五等，鞭五等，杖三等，通十八等。今曰凡十五等，《通鉴》依《五代志》大凡为十五等之文也。”）当加者上就次，当减者下就次。赎罪旧以金，皆代以中绢。死一百匹，流九十二匹，刑五岁七十八匹，四岁六十四匹，三岁五十匹，二岁三十六匹。各通鞭笞论。一岁无笞，则通鞭二十四匹。鞭杖每十赎绢一匹，至鞭百则绢十匹。无绢之乡，皆准绢收钱。自赎笞十已上至死，又为十五等之差。当加减次如正决。周制：一曰杖刑五，自十至五十。二曰鞭刑五，自六十至于百。三曰徒刑五，徒一年者鞭六十，笞十。徒二年者鞭七十，笞二十。徒三年者鞭八十，笞三十。徒四年者鞭九十，笞四十。徒五年者鞭一百，笞五十。四曰流刑五。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，鞭一百，笞六十。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，鞭一百，笞七十。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，鞭一百，笞八十。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，鞭一百，笞九十。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，鞭一百，笞一百。五曰死刑五，一曰磬，二曰绞，三曰斩，四曰枭，五曰裂。五刑之属各有五，合二十五等。其赎：杖刑五，金一两至五两。赎鞭刑五，金六两至十两。赎徒刑五，一年金十二两，二年十五两，三年一斤二两，四年一斤五两，五年一斤八两。赎流刑一斤十二两。俱役六年，不以远近为差等。赎死罪金二斤。仲长统言肉刑之废，轻重无品，已见《秦汉史》第十八章第七节。晋世葛洪论此，意亦相同。（见《抱朴子·周刑》篇。）刑法之得衷，实由以徒流备五刑，其制大成于隋，启之实自南北朝之世也。
  复肉刑之论，魏晋之世，尚多有之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言：晋初刘颂为廷尉，频表宜复肉刑，不见省。及元帝时，卫展为廷尉，又上言之。诏内外通议。王导、贺循、纪瞻、庾亮、梅陶、张嶷等是之。周、桓彝等非之。帝欲从展所上。王敦以为习俗日久，必验远近。且逆寇未殄，不宜有惨酷之声，以闻天下。乃止。桓玄辅政，又欲复斩左右趾以轻死，命百官议之。孔琳之用王朗、夏侯玄之旨，时论多与之同，故遂不行。琳之之议，《晋志》不载，《宋书》本传载之，亦赞以斩右趾代死，非全不同也。慕容超亦尝议复肉刑，以群下多不同而止。超所下书，言光寿、建兴中，二祖已议复之，未及而晏驾。光寿者，慕容儁年号，（伪号烈祖。）建兴者，慕容垂年号也。（伪号世祖。）可见欲复肉刑者之多。此实以髡钳不足惩奸，鞭笞大多致死之故。欲救此弊，自以王朗倍其居作之说为至当。晋后议者，惟刘颂针对此说立论。其言曰：“今为徒者，类性元恶、不轨之族也。去家县远，作役山谷，饥寒切身，志不聊生。虽有廉士介者，苟虑不首死，则皆为盗贼，岂况本性奸凶、无赖之徒乎？又今徒：富者输财，计日归家，乃无役之人也。贫者起为奸盗，又不制之虏也。徒亡日属，贼盗日烦。诸重犯亡者，发过三寸，辄重髡之，此以刑生刑；加作一岁，此以徒生徒也。亡者积多，系囚猥畜，后从而赦之，此谓刑不制罪，法不胜奸。”其说诚当。然此自用刑者之不详，非以徒刑代肉刑之咎也。余人之论，如谓肉刑乃去其为恶之具，或谓人见其痛，将畏而不犯，皆言之不能成理。乃如王导等之议，既欲复肉刑，又虑人习所见，或未能服，欲于行刑之时，明申法令，任栾刑者刑，甘死者杀，则更灭裂不可行矣。宜其卒不能复也。
  然肉刑之名，虽未尝复，其实则未尝不偏复。《宋书·明帝纪》：泰始四年，九月，诏曰：“降辟差网，便暨钳挞，求之法科，差品滋远。自今凡窃执官仗，拒战逻司，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，悉依旧制。（斩刑。）五人已下相逼夺者，可特赐黥、刖，投畀四远。仍用代杀，方古为优。”此即魏晋来之论议，欲以放流、鲸刖，补死刑髡笞之不足者也。《梁书·武帝纪》：天监十四年，正月，诏曰：“前以劓、墨，用代重辟，犹念改悔，其途已雍，并可省除。”《隋书·刑法志》云：“梁律劫身皆斩，遇赦降死者，黵面为劫字，（详见下。）天监十四年，除黵面之刑。”与《纪》所载当即一事，则梁亦以劓、墨代死刑也。宫刑亦间用之。《南史·杜崱传》：岳阳王诛诸杜，幼者下蚕室是也。北魏用之尤多，北齐亦然。（据《魏书·阉官传》所载，见阉者似以俘虏为多。段霸、赵黑、孙小，敌国之俘也。张宗之、抱嶷、平季、刘思逸，反者之俘也。杨范坐宗人劫贼。余皆但言因事。王温父冀为高邑令坐事被诛，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，则虽官吏亦不得免矣。其见于《阉官传》之外者：宋隐叔父洽之子顺训，亦敌俘。封懿之孙磨奴，常珍奇小子沙磨，亦皆以谋叛。《崔玄伯传》：崔模入北，其子冲智等聚货物，间托开境，规赎之。而魏赐谟妻金氏，生子幼度。行人以财贿至都，当窃模归。模顾念幼度，指谓行人曰：“吾何忍舍此辈，令坐致刑辱？当为尔取一人，使名位不减于我。”乃授以申谟。谟亦得赐妻，生子灵度。及此，弃妻子走还。灵度遂刑为阉人。是亡归敌国者，魏法皆刑其子也。周文帝定秦陇，兄子什肥，为齐神武所害，子胄，以年幼下蚕室，见《周书》本传。崔季舒、封隆之弟子孝琰之死，小男皆下蚕室，见《北齐书》本传。《北史·魏本纪》：文帝大统十三年，二月，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，勿刑。亡奴婢应黥者，止科亡罪。《齐本纪》：后主大统五年二月，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。盖宫刑至是始除。）然则五刑之不用者腓耳，而又代之以刖，然则肉刑何尝废？而刑亦何尝平哉？
  陈群制法，枭葅夷三族者，皆不在律令，是律已废此刑也。然卒不能禁其不复用，则胜残去杀，非徒法之所能为也。刑之残者：如，（魏卢溥及其子焕，见《魏书·大祖纪》天兴二年。赵准，见《长孙肥传》。此皆以反叛。萧宝夤少子凯，以害母南阳公主，见《宝夤传》。雁门人有害母者，八坐亦奏之，而潴其室，见《邢峦传》。）如烹，（杜岸之诛，萧拔其舌，脔杀而烹之，见《南史·杜崱传》。魏静帝与华山王大器、元瑾谋攻齐文襄，大器等皆见烹，见第十四章第一节。妖贼郑子饶，烹于都市，见《北齐书·后主纪》武平六年及《皮景和传》。南安王思好以王尚之为长史，思好败，尚之烹于邺市，见《北史·齐宗室诸王传》。如焚，思好之败，投火死。焚其尸，并其妻李氏。见《北齐书·后主纪》武平五年及《北史·后妃齐武成弘德夫人李氏传》。《北齐书·思好传》云：暴思好尸七日，然后屠剥焚之。）如支解，（崔妾冯氏，以厌蛊、受纳狼籍，斩于都市，支解为九段，见《北史·崔逞传》。厍狄伏连与琅邪王俨杀和士开，亦受支解之刑。）如大刃剉杀，（魏道武平中山，收议害秦愍王觚者，皆夷五族，以大刃剉杀之，见《魏书·昭成子孙传》。）如具五刑，（魏宗爱夷三族，具五刑，见《魏书·阉官传》。）中国之暴主，亦间行之，而要以出于异族者为多。慕容超议复肉刑，又欲立烹、之法，附之律条，夷狄诚不知治体哉！三族之法，晋创业时用之最多。曹爽、（《晋书·宣帝纪》嘉平元年。王淩、嘉平三年。）夏侯玄、张缉、（《景帝纪》正元元年。）诸葛诞（《文帝纪》甘露三年。）及其支党，皆受此诛。虽附己者如成济，亦不得免焉。（《文帝纪》景元元年。《荀勖传》：高贵乡公欲为变，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阃阖门。文帝弟安阳侯幹闻难欲入。佑谓曰：“未有入者，可从东掖门。”幹以状白。帝欲族诛佑。勖谏曰：“成倅刑止其身，佑乃族诛，恐义士私议。”乃免佑为庶人，可见当时族诛之滥。）而杨、贾乱后，诛戮之酷由之矣。（《杨骏传》：孟观等受贾后密旨，诛骏亲党，皆夷三族，死者数千人。据《惠帝纪》：是时夷三族者，有骏弟卫将军珧，大子大保济，中护军张劭，散骑常侍段广、杨邈，左将军刘预，河南尹李斌，中书令符俊，东夷校尉文淑，尚书武茂。《骏传》言：武帝初聘武悼后，珧表曰：“历观古今，一族二后，未尝以全，而受覆宗之祸。乞以表事，藏之宗庙。若如臣之言，得以免祸。”从之。珧临刑称冤。云事在石函，可问张华。当时皆谓宜为申理。而贾氏族党，待诸杨如仇，促行刑者遂斩之。处乱朝者，诚无以自全矣。《赵王伦传》：伦矫敕三部司马曰：“今使车骑入废中宫，汝等皆当从命，赐爵关内侯。不从诛三族。”孙秀劝伦杀张林，诬杀潘岳、石崇、欧阳建，皆夷三族，见《伦》及《岳传》。齐王冏杀王舆，夷三族，见《惠帝纪》永宁元年。孟观为伦守，亦夷三族，见本传。《孙旂传》：旂子弼及弟子髦、辅、琰，与孙秀合族。及赵王伦起事，旂以弼等受署伪朝，遣小息责让。齐王冏起义，四子皆伏诛，襄阳大守宗岱承冏檄斩旂，夷三族。其滥亦可谓甚矣。冏之死，诸党属皆夷三族，见本传。成都王颖杀陆机，夷三族，见《颖传》。陈敏夷三族，见《周处传》。张昌同党并夷三族，见《昌传》。又《武帝纪》：泰始八年，六月，益州牙门张弘诬其刺史皇甫晏反，杀之，传首京师，弘坐伏诛，夷三族。）其夷狄之君：则石勒杀曹平乐，夷其三族。（见第五章第一节。）乞伏慕末尚书辛进，随炽盘游后园，弹鸟误伤暮末母面，暮末立，诛进五族二十七人。（《北史》本传。）魏道武平中山，收议害秦愍王觚者，皆夷五族。（见上。）崔浩之败，大武欲夷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五族，以高允持之而止。（见第八章第六节。）其后游雅且以论议长短，陷陈奇至族焉。（《魏书·雅传》，参看下文。）亦云酷矣。《晋书·怀帝纪》：永嘉元年，正月，癸丑朔，大赦改元，除三族刑。盖陈群定法，虽蠲此刑，其后又尝著之也。《愍帝纪》：建兴三年，六月，盗发汉霸、杜二陵及薄大后陵。敕雍州掩骼埋骴，有犯者诛及三族，此或仅指一事言之。然《明帝纪》：大宁三年，二月，又复三族刑。（惟不及妇人，见下。）《温峤传》：峤奏军国要务，其七曰：“罪不相及，古之制也。近者大逆，诚由凶戾。凶戾之甚，一时权用，今遂施行，非圣朝之令典。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。”则又竟复之矣。《魏书·高祖纪》：延兴四年，六月，诏：“自今以后，非谋反大逆，干纪外奔，罪止其身。”《刑罚志》：大和十一年，诏：“前命公卿，论定刑典，而门房之诛，犹在律策，可更议之。”盖至是始从宽典。然《北齐书·韦子粲传》：孝武入关，以为南汾州刺史。神武命将出讨，城陷，子弟俱被获，送晋阳。蒙放免，以粲为并州刺史。初子粲兄弟十三人，子侄亲属阖门百口，悉在西魏。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，多致诛灭。归国获存，惟子柴与弟道谐二人而已。则门房之诛，西魏犹行之也。
  《魏书·源贺传》：贺上书曰：“案律，谋反之家，其子孙虽养他族，追还就戮。其为劫贼应诛者，兄弟子侄在远道、隔关津皆不坐。窃惟先朝制律之意，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，故特垂不死之诏。若年三十已下，家人首恶，计谋所不及，愚以为可原其命，没入县官。”高宗纳之。出养犹追还就戮，可见亲族连坐之酷。然中国之法，女子出适者，亦不能免于连坐，其酷亦殊不减此也。曹爽支党之诛，姊妹女子子适人者皆杀，见《晋书·宣帝纪》。毌丘俭之诛，其子旬妻荀氏应坐死。其族兄，与景帝姻通，表魏帝以匄其命。诏听离昏。荀氏所生女芝，为颍川大守刘子元妻，亦坐死。以怀妊系狱。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，求没为官婢，以赎芝命。曾哀之，使主簿程咸上议。言：“父母有罪，追刑已出之女，夫党见诛，又有随姓之戮，一人之身，内外受辟。”“宜改旧科”，“在室之女，从父母之诛，既醮之妇，从夫家之罚”。朝廷佥以为当。于是有诏改定律令。（据《晋书·刑法志》及《何曾传》。潘岳之死，已出之女，亦一时被害，见《岳传》。）《解系传》云：弟结。孙秀乱关中，结在都坐，议秀罪应诛，秀由是致憾。及系被害，结亦同戮。女适裴氏，明日当嫁，而祸起。裴氏欲认活之。女曰：“家既若此，我何活为？”亦坐死。朝廷遂议革旧制。女不从坐，由结女始也，则其时既醮之妇，已不从戮，后又并免在室之女矣。明帝复三族刑，《纪》亦云不及妇人。
  游雅之贼陈奇，事见《魏书·儒林传》。云：有人为谤书，多怨时之言，颇称奇不得志。雅乃讽在事，云此书言奇不遂，当是奇假人为之。如依律文，造谤书皆及孥戮。遂抵奇罪。以口语而致斯祸，尤前世所未闻矣。然魏法之酷，实尚不止此。《魏书·刑罚志》云：“高宗大安四年，始设酒禁。是时年谷屡登，士民多因酒致酗讼，或议主政。帝恶其若此，故一切禁之。酿、酤、饮皆斩之。增置内外候官，伺察诸曹，外部州镇。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，以求百官疵失。其所穷治，有司苦加讯测。而多相诬逮。辄劾以不敬。诸司官臧二丈皆斩。”当时盖酒禁其名，监谤其实，故下文云“显祖即位，除口误，开酒禁”，以二者并言。见劾为不敬者，盖亦口过而非酒失也。候官者？《官氏志》言：“道武欲法古纯质，制定官号，多不依周、汉旧名。或取诸身，或取诸物，或以民事，皆拟远古云鸟之义。诸曹走使，谓之凫鸭，取飞之迅疾。以伺察者为候官，谓之白鹭，取其延颈远望。自余之官，义皆类此。”法古纯质，不依周、汉，犹云彼自创为，不用中国之法耳。候官之职，颇类魏、吴之校事，然亦以口语诬陷人，则又魏、吴之所未有矣。《刑罚志》又云：高祖大和三年，下诏曰：“治因政宽，弊由网密。今候职千数，奸巧弄威。重罪受赇不列，细过吹毛而举。其一切罢之。”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，以防喧斗于街术。此则如今警察之职矣。
  敌国相争，士民各为其主，实与本国之叛逆者殊科，故降下之际，未有加以诛戮者。乃魏晋之际不然。晋宣帝之平公孙渊也，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，以为京观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。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。（《本纪》景初二年。）其酷，亦前古所未有也。晋宣帝不足责，杜预粗知书传，而其传言：预初攻江陵，吴人知其病瘿，以瓠系狗颈示之。每大树似瘿，辄斫使白，题曰杜预颈。及城平，尽捕杀之。此何刑法乎？俗既成则莫知其非，事习焉则不以为怪，故武人之专横，实人心世道之大忧也。谯纵之在晋世，固与公孙渊之在魏世不同。然其民则亦胁从